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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停下救赎的步伐,地震教育要纳入中小学课

来源:http://www.sswank.com 作者:www.0805.com 时间:2019-11-05 18:19

  代表委员热议灾难预警应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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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10年:从未停下救赎的步伐

我妈先我看完《唐山大地震》,说真是部好电影,于是我就抱着“欣赏”的眼光开看。影片开头,穿着朴素白底小花短袖和大裙子,梳着两个小辫,斜挎一个单肩包的妈妈,骑着老式的自行车从“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下穿过,车把上还挂着一个满的菜篮子。画面是暖黄的色调,在提醒人年代的久远的同时给人一种和谐(这词用本意倒觉得别扭了)的感觉。看着方登方达跟着摇头的电风扇吹风,我就觉得,这片儿还真是不错,从点点滴滴的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些历史。

  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先是我国云南盈江地区发生地震,紧接着日本东北部地区也遭遇特大地震和海啸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失踪。在北京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上,地震和灾难预警、应急机制也成为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话题。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大灾难,怎样才能第一时间进行灾难预警?如何普及公民灾难教育?怎样更有效地投入减灾、救灾?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就建立灾难预警应急机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安徽芜湖县实验学校组织师生进行防灾减灾应急疏散演练。

“现在看来,汶川地震灾区的重建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崔鹏说。

原本起的题目叫《知足》,因为刚看完把攥着的一大把鼻涕纸扔进垃圾桶的时候我还在想,在中国大陆,按冯小刚的话说,得“满足各种诉求”之后还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真是不简单。我,很知足。但上了豆瓣,准备给影片打分时,我突然犹豫了,它有什么值得让我给它打4星5星的呢——作为一部灾难片,《唐山大地震》应该突出什么?是真实的历史还是感人的故事?是灾难的惨痛还是抗震精神?起了唐山大地震这个名字,这部电影应该是史诗性的吧?76中国人的思想是如何的呢?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如何体现在面对灾难上?面对灾难,人们有何表现?被掩埋在废墟下的人们是苦苦求生还是听天由命?幸存者是黯然神伤地坐在废墟上失魂落魄还是鼓足干劲尽可能救出更多的人建立新家园?有没有人趁火打劫?有没有人面对义务临阵脱逃?是先救希望渺茫的亲人还是近在眼前的陌生人?在这过程中,人性何以体现?

  文/记者 石善伟、于梦江、李栋、何涛、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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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扎根蜀地,他亲眼目睹了汶川地震灾区的毁灭、重建和新生。如今,这里的植被得到了较好恢复;村庄以全新的高抗震建筑群焕发生机;避开活动断裂带后,一些大型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绿水青山重回人间,产业升级方兴未艾,受灾民众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从《唐山大地震》中,我觉得也可以看到中国的防灾救灾机制的效果。地震以目前人类科技的发展水平似乎还无法准确预测,但从影片中看,大家明显也缺乏自救常识。站在窗口哭着喊妈妈?为什么不和弟弟找个相对更安全的地方躲起来?70年代中国还很落后,救灾时可能方法比较落后错失了机会,那么08年的汶川地震呢?为什么随便蹦出个志愿者找个支队说加入就加入?如果有统一的上报再根据情况调整分配是不是会更好?一个学医的应该可以发挥比举吊瓶更大的作用吧?

  国民应自发启动救灾机制

2011年2月16日,重庆永川红专小学五(2)班老师向学生们讲解防震措施。

然而,地震的阴霾从未真正散去。就在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青海玉树和西藏双湖县又分别发生了5.3级和4.6级地震。大自然警钟常鸣,提醒我们与地震等灾害的战役不会终结,相关工作者们仍要上下求索。

唐山地震后,一阵紧张的救灾,新的唐山建立起来了。汶川地震后,又是一阵紧张的救灾。中国政府说已经“初步建立了全国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体系”,但为什么面对灾难我们还是那么无助?完善的抗灾救灾体系恐怕要比每次灾后的一通紧张要有效得多。日本自然灾难也很多,人口也密集,但灾害死亡人数远少于中国,所以然者何?大概是由于它监测的网络化、防灾的法制化和教育的普及化。日本防灾抗灾救灾的法律体系由52项法律构成,学校常有逃生演习,防震的指导手册上甚至细到了规定老师在地震发生时必须说的话,如“藏在桌子下!”对比我们中国呢?前些天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发生完了专家蹦出来解析成因,一二三四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一连续降水二岩石风化三有约1000米地理高差四汶川地震影响,都不是什么一夜间形成的,给我数据我以我高中地理所学我都能分析出这地方易发地质灾害。 11号舟曲再次爆发泥石流,有了预警,无人伤亡,这说明预警还是很有效的。可为什么8号的泥石流事先没有发布预警?村里的人显然也没什么应对泥石流滑坡的知识。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静安区副区长、上海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朱成钢表示,国内过去在救灾应急体系方面,在国家救灾组织体系以及物质准备上,做较多的考虑。这几年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完善进步很快,汶川地震以后,国家的救灾能力也提高一大等级。

  代表委员热议灾难预警应急机制

钻研汶川地震留下的问卷

不知道该给它打几星,我只是觉得,《唐山大地震》这电影,还有中国面对灾难的措施,比起外国,都还嘛达嘛达达内!对此,我,不知足。

  朱成钢认为,这一次日本地震,包括日本的应对给国内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公民自发救灾机制立即启动,而不是通过政府开会,一层一层传达、布置任务。比如地震发生后,核电厂自动关屏,所有新干线、高铁、机场全部停掉,并不需要政府一层一层下达指令,它有一个联动体系。同时,有学校成为避难中心。

  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先是我国云南盈江地区发生地震,紧接着日本东北部地区也遭遇特大地震和海啸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失踪。在北京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上,地震和灾难预警、应急机制也成为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话题。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大灾难,怎样才能第一时间进行灾难预警?如何普及公民灾难教育?怎样更有效地投入减灾、救灾?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就建立灾难预警应急机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8万多人死亡,37万多人受伤,4500多万人失去家园,上万亿元财产损失。汶川8.0级特大地震给全国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震撼和伤痛。

  “一旦有灾害或者突发的事情,在政府没有去命令时,它的应急体制已经自动生效,不用等上级的命令和指示。”朱成钢对此颇为赞赏,他再次强调,这两点对于建设救灾、减灾、防灾体系十分重要。

  国民应自发启动救灾机制

“回头看,正是2008年,拉开了中国进入地震活跃期的序幕。”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李海兵说。

  教育要告诉公民如何防震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静安区副区长、上海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朱成钢表示,国内过去在救灾应急体系方面,在国家救灾组织体系以及物质准备上,做较多的考虑。这几年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完善进步很快,汶川地震以后,国家的救灾能力也提高一大等级。

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盘点,10年来,青藏高原地区共发生了7次7级以上大地震,除2015年的尼泊尔大地震外,其余6次都发生在中国的巴颜喀拉块体边界。而汶川大地震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深刻影响了我国的自然灾害研究、监测、预防和重建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黄润秋认为,国民的防震抗震知识也相当重要。黄润秋说,日本国民大多受过抗震教育,大家从电视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地震灾民在经过了最初的恐慌后,很快能恢复镇定,这使得救灾秩序能有效进行。

  朱成钢认为,这一次日本地震,包括日本的应对给国内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公民自发救灾机制立即启动,而不是通过政府开会,一层一层传达、布置任务。比如地震发生后,核电厂自动关屏,所有新干线、高铁、机场全部停掉,并不需要政府一层一层下达指令,它有一个联动体系。同时,有学校成为避难中心。

“出乎意料”“闻所未闻”,是李海兵对汶川地震的形容。短短90秒内,龙门山的两条大断裂——映秀—北川和灌县—安县断裂分别产生了约270千米和80千米长的巨大同震地表破裂,与此同时还沿其他断裂产生了地表破裂。

  “教育要告诉公民,在什么灾难下,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伤害事故,你应怎么应对,最好的应对方法是什么。”朱成钢持同样态度,在他看来,这两年我国在这方面的教育开始有了,但是需要更扎实,并且这些基础教育一定要纳入小学、中学的课堂。

  “一旦有灾害或者突发的事情,在政府没有去命令时,它的应急体制已经自动生效,不用等上级的命令和指示。”朱成钢对此颇为赞赏,他再次强调,这两点对于建设救灾、减灾、防灾体系十分重要。

对地质学界来说,汶川地震提出了很多问题: 为什么两条同时破裂的断裂带具有不同的运动学性质?为何很短时间内断层破裂如此长?破裂是如何传播的?汶川地震是如何发生的?下一次这样大地震会在哪里、何时发生?

www.0805.com,  “据我了解,绝大多数的学校都有这方面的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是成人社会的教育不够,这两年开始也有一些,但不够。”他希望除了学校,国家机关、企业、社会组织都要重视这个事情。

  教育要告诉公民如何防震

面对这些重要科学问题,中国学者们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交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答卷,也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灾难预备费应当更加明细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黄润秋认为,国民的防震抗震知识也相当重要。黄润秋说,日本国民大多受过抗震教育,大家从电视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地震灾民在经过了最初的恐慌后,很快能恢复镇定,这使得救灾秩序能有效进行。

科学家们发现,与一般大地震后断裂的缓慢愈合不同,汶川地震后深部断裂愈合很快,提示该地区正迅速地积聚能量,而这可能在为下一次地震做准备;他们还指出,鲜水河断裂带中段康定地区可能是未来大地震发生的高风险区……这些成果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发布后,都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

  “在汶川地震后,我去日本仙台考察过。对日本来说,人口集中分布在海边,所以地震引起的次生灾害要比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可怕得多。”黄润秋的国家级地质灾害实验室重点研究山体滑坡和地震。他指出,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虽在此次大地震中损失惨重,但其有效的地震预警应急机制值得我们借鉴。

  “教育要告诉公民,在什么灾难下,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伤害事故,你应怎么应对,最好的应对方法是什么。”朱成钢持同样态度,在他看来,这两年我国在这方面的教育开始有了,但是需要更扎实,并且这些基础教育一定要纳入小学、中学的课堂。

“10年来,地震在全世界带来了惊人的伤亡和损失。深入认识地震,已经成了全人类的重要课题。然而我们知道的,还远远不够。”李海兵说。

  “我们在救灾资金上每年都有预备费,但往往对于大地震这样的灾害是不够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李剑阁指出,应急机制是一个长期建立规范和训练的过程,“我国虽然有预备费,因为无法预测有怎样的灾害,所以只有一个总的预备费,但不够明细。

  “据我了解,绝大多数的学校都有这方面的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是成人社会的教育不够,这两年开始也有一些,但不够。”他希望除了学校,国家机关、企业、社会组织都要重视这个事情。

从教训到启示,从启示到行动

  媒体应第一时间报道灾情

  灾难预备费应当更加明细

“汶川地震之后,国内外地震科学家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不仅构建了这次地震的构造模型,也发现了很多客观现象,得到了一些重要启示。”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研究员徐锡伟说。

  “这次地震中,媒体的快速反应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朱成钢指出,这意味着公共信息系统在第一时间能够自动反应。“在地震发生一分钟以后,NHK的直升飞机就飞上天,所以公众对地震情况的最新了解,不是从政府信息渠道,而是从媒体渠道了解到的。政府渠道没那么快,他要一层一层收集、上报、评估再反馈。”他接着说,当然政府的反应也很快 ,在两个多小时后,首相菅直人发表了国民讲话。

  “在汶川地震后,我去日本仙台考察过。对日本来说,人口集中分布在海边,所以地震引起的次生灾害要比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可怕得多。”黄润秋的国家级地质灾害实验室重点研究山体滑坡和地震。他指出,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虽在此次大地震中损失惨重,但其有效的地震预警应急机制值得我们借鉴。

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活动断层控制着严重地震灾害的空间分布。针对这一现象,中国地震局进一步推进城市活动断层探测,目前已经在近百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完成,还有十多个城市正在开展探测。这些探测结果都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土地规划和建设。

  他表示,所有日本公民能够看到电视、听到广播的地方、都能第一时间了解灾难发生、进展的情况。国民可就此做出判断,该怎样去避险。这个体系值得我们去学习。

  “我们在救灾资金上每年都有预备费,但往往对于大地震这样的灾害是不够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李剑阁指出,应急机制是一个长期建立规范和训练的过程,“我国虽然有预备费,因为无法预测有怎样的灾害,所以只有一个总的预备费,但不够明细。

同时,在科技部和财政部的支持下,地震系统一直在开展城乡1/5万活动断层填图工作。目前已经确定了华北地区、南北地震带和天山地区约130条主要活动断层的空间位置,为国家重大工程选址、大地震危险性预测、大陆地壳变形动力学研究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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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应第一时间报道灾情

徐锡伟同时指出,中国处于多个板块相互作用的地带,活动断层数量众多,单靠地震系统的技术力量远远不够。为此,地震局牵头,在系统总结活动断层探测工作内容、技术路线等基础上,起草制定并颁布了《活动断层探测》国家标准,以吸引有相应资质的科研机构和专业队伍一起来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预计今年10月1日起,这项标准就将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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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地震中,媒体的快速反应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朱成钢指出,这意味着公共信息系统在第一时间能够自动反应。“在地震发生一分钟以后,NHK的直升飞机就飞上天,所以公众对地震情况的最新了解,不是从政府信息渠道,而是从媒体渠道了解到的。政府渠道没那么快,他要一层一层收集、上报、评估再反馈。”他接着说,当然政府的反应也很快 ,在两个多小时后,首相菅直人发表了国民讲话。

不仅如此,中国地震局还申请制订《活动断层避让》国家强制性标准,目前已经立项。“一旦有了这项国家强制性标准,各行各业在建设过程中就要主动避开活动断层,这将在我国的防震减灾工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徐锡伟说。

  他表示,所有日本公民能够看到电视、听到广播的地方、都能第一时间了解灾难发生、进展的情况。国民可就此做出判断,该怎样去避险。这个体系值得我们去学习。

救灾与重建的10年升级路

10年间,崔鹏参与了汶川、芦山、九寨沟等地震后地质灾害的考察、研究与减灾工作,见证了中国在面对地震等自然灾害时越来越成熟的应对方略。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有些地方灾情复杂、信息不明,常会遇到救援部队想进进不去,而遇困人员想出出不来的窘境,形成救援孤岛。到去年九寨沟地震时,在只有一条山区公路可以通行的情况下,一天内把6万人安全送出了受灾区域,创造了救灾奇迹。”崔鹏说,“我们的灾害救助和应急处置正变得越来越科学、合理、有序和高效。”

比起汶川大地震时举国体制的救灾与灾后重建模式,从玉树地震和芦山地震,再到九寨沟地震,越来越注重地方政府在应急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的作用,发展了应对不同规模和损失程度的减灾模式。

在崔鹏看来,这种由“大”到“小”、由“上”到“下”的变迁,体现了救灾与灾后重建的分级管理和责任主体分级机制,也利于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统筹中央和地方资源,实现精准救灾和科学重建。

把灾后重建和产业优化配置与升级结合起来,把灾后安置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把防灾减灾和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芦山地震的灾后重建已经成为减灾防灾综合效益、建设美丽乡村的典范,为全世界树立了样板。

崔鹏说:“这些年来,我国在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应急救援、灾后重建和灾民安置等方面不断总结经验,发展新的技术,形成新的模式,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作用不可小觑。通过对灾害动力学过程的深入认识和较好模拟,人们可以准确描述灾害危害的范围、性质和程度等;根据破坏能力与建筑物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计算出具体到每一栋房子的危险性和易损性,进而支撑精准的灾害风险管理。

崔鹏说:“我们正致力于灾害形成和灾害链演化机理的研究,探索潜在灾害预测和气候变化条件下未来灾害风险分析,研究风险评估、风险规避、应急救援、风险管理的科学减灾体系,为实现防灾减灾‘三个转变’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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