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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跨国公司是全球化

来源:http://www.sswank.com 作者:www.0805.com 时间:2019-09-18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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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 | 达沃斯现场报道

全球化开启的不仅是经济和技术互通的国际新航线,在一定程度上,来自社会文化和思维意识层面的交融,对我们而言,似乎更加可触可摸。新春前夕,著名文化学者张颐武登坛中外名家系列讲座中联重科分场,以跨文化视野,向湖湘企业家诠释了一种更具观瞻性的全球化时代。

本报讯 11月7日,第四届中外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新世纪 新十年 电视论坛”在北京举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中航工业总经理林左鸣、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全球总裁理查德、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林左鸣做了《跨国公司:全球化的先锋 世界交流的使者》主题演讲,他指出跨国公司是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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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语录

据悉,第四届中外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由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贸易和发展大会、工业发展组织、环境绿化署、全球契约组织共同举办,以“促进跨国公司投资,强化企业责任,推动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围绕世界及中国经济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新世纪 新十年 电视论坛”是大会与凤凰卫视共同制作的分论坛,主题讨论跨国公司“过去十年对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做了什么贡献”、“未来十年准备做出什么贡献”。

2008年4月25日晚,“万事达卡”管理大师论坛在管理学院史带楼友邦堂举行。此次论坛邀请到中央企业工委监事会主席、中金海石油投资公司总裁丁贵明先生,发表了题为“现代企业家外交”的精彩演讲。丁先生指出,人类历史也是一部社会财富分配以及分配方式的一个发展史。二战的失败标志着靠战争瓜分世界财富的历史已经终结,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以发现新需求、新资源来抢占新市场,主要由跨国公司来完成这个任务,它们通过知识、资本在全世界内进行资源重组。因此,我认为,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代表国家参与世界财富分配的工具,跨国公司的领导者也随之被推上了世界的外交舞台。”两个小时的讲座中,丁先生将自己多年在企业外交中的故事娓娓道来,讲述了应当如何应对外国政要、商人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的质疑,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尊严与企业利益的关系等话题,精彩的故事引得全场阵阵掌声。他指出,企业家外交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应当畏惧,因为引领时代潮流、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是我们在企业外交活动中的坚强后盾。爱国精神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广博的基础知识和高度凝聚的智慧是企业家在外交中获胜的保证。“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潮流,胡锦涛说,我们已经赶上了时代潮流,并开始引领时代潮流。事实上,我们已经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我相信,有理走遍天下。这是我们进行企业外交的原则和宗旨。” 作为中央企业工委监事会主席,丁贵明先生在国企和特大型国企的管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自1964年参加工作以来,他一直从事油田开发研究,曾获得我们国家目前最高荣誉的地质行业的奖项——李四光奖。丁先生曾历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勘探局局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大气局局长。1998年,他被任命为中央企业工委监事会主席,从事企业管理监督,现任中金海石油投资公司总裁。对于企业管理与运作,经验丰富的丁先生有着自己的心得:“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家被推上了外交舞台,如何完满地处理外交事务已经成为了企业家的必修课。”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全球化”不仅是一种时髦话语,而且是文化经验本身。它既建构虚拟的网络空间,也具体“再现”一个异国他乡的拟真空间,显示出对我们无可回避的冲击力。这种经验是信息和资本流动带来的一系列新“状态”的表征。

在演讲中,林左鸣从全球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产业调整、文化交流、政治外交五方面阐述了跨国公司对当今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他说,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特征,跨国公司是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者。跨国公司充当了全球产业组织者的角色,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还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广布的商业网络,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引领潮流。他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兼并重组、合纵连横,极大地推动全球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它们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全球流动,带给世界一种无言的交流,一种潜移默化的融合,一种相对自由和平等条件下不同文化的相互尊重和保留,加强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同时跨国公司还改善了世界政治外交格局。

今年夏季达沃斯的主题是“领导力4.0:全球化新时代的成功之道”。作为中央企业中国际化的先行军,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对此有何见解?7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在达沃斯现场就此话题专访了宋志平先生。

思考“全球化”的关键,是破除对“全球化”浪漫、一厢情愿的理解,否则,我们难以脱离“冷战”时代的思想封闭症。

在回答现场提问时,林左鸣指出,中航工业的行业特性决定了它面向的一定是国际市场,所以我们提出,中航工业要融入国际航空产业链,要全面开展国际合作,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跨国公司。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主要业务得到长足发展。他说,这个过程我们走过了二三十年,过去的十年应该说是发展得比较好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接受我们的产品,我们成为波音、空客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航空企业的供应商。这种融合是一种双赢的格局,既推动了中国航空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世界航空产业的发展。林左鸣表示:“只有合作伙伴,没有竞争对手,我们把这样一句口号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理念来奉行,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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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球化与新《六“国”论》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夏季达沃斯的主题是“领导力4.0:全球化新时代的成功之道”,请您谈一谈,全球化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力?

文化学者张颐武研究认为,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六个“樊篱”的突破,这六个“樊篱”即是:资本、人口、商品、技术、信息、意识形态。六大要素由离而聚的故事,颇似现代版的《六“国”论》。

宋志平:这个题目是企业家们非常重视,都在思考的。当前,国际化的一些规则正在被颠覆和改变。我们必须致力于构建新的规则,同时也要让自己适应这场变化,包括国际格局、利益格局的变化,也包括技术格局对产业深刻的影响。

张颐武发现,中国面临的全球化,以国际资本在产业及金融领域的加速涌入拉开序幕;经由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人口流动绿色通道建立、各种商品合法甚至非法的跨国交易、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全面深入,以及因特网引发的全球信息即时交流与共享推波助澜。在较为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全球反恐”成为各国政府认同度最高的共识;在社会生活中,从中东、亚洲到欧美,可口可乐、Dior和路易威登的消费者不分国籍,遍布世界各地。

在这个新的阶段,作为企业的领导,其领导力至少有三点是非常之重要的。

张颐武研究认为,“全球化”促进人类经济、文化和民主发展,显示出人类生活的活力;但亚洲金融风暴及危机全球市场带来的混乱,却也给“全球化”的浪漫者泼了瓢冷水。他指出,全球化本质上具有双面性——既促使世界资源和财富再分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巨大的期待和前所未有的发展可能;也会在文化和社会领域加剧国际间不平等,导致新的冲突与危机。

第一,企业家得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过去40年,中国企业经历了长足的发展,现在,中国是世界的市场,世界也成了中国的市场,已经高度融合在一起了。所以作为中国企业,就不能只关注自己的市场,而要更多关注国际市场,融入到全球化过程中来。在此过程中有我们的思考、参与,和引导。

B 政治“权杖”与软实力冲突

说到全球化,虽然是政府搭台,但其核心主体还是企业,尤其大企业,要积极发声,去引导全球化的进程,包括一些规则的制定等等。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国家间冲突从领土的政治版图向利润的经济版图争夺的逐步转型表明,一个由政治家独撑江山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与经济集团联手主导世界政局时代的来临。张颐武认为,正是企业的跨国成长与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丰富了政府的执政内涵。

第二,企业家要提升技术创新和变革的能力。工业4.0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作为企业家,创新的意识一定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今后的企业,最大的红利是面对创新和变革的适应力。中国建材目前在3D打印、新材料、无人工厂建设等方面,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随着经济集团在国家主体话语权的提高,企业的利润要求和责任要求得到双重加剧。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将2000年以前的200年里,全球一体化主要推动力量的跨国公司开拓国际市场和劳动力全球配置,称作企业取代国家,而在全球竞争中重新定位的转折。这种以营销模式或技术手段取代枪炮,在不见硝烟的商战中获胜的能力,张颐武称其为软实力。

第三,企业家要更多着眼于不确定性,提升经营水平。过去,我们更多关注企业内部的管理,围绕着生产更多的产品来满足需求;而现在,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管理下移,作为企业领导,最应该关注的是企业经营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这是被人替代不了的。每天都有新技术,市场每天都在变化,企业领导应该眼睛向外,面对不确定性做正确的选择,提升经营水平。

他认为,除了军事和经济这样的刚性实力,一个国家基于文化的软实力对世界的影响,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与日俱增。

《中国经济周刊》:在全球化新时代,中国企业家,尤其是中国的央企,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

除了同时享用数不胜数的相同产品,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国百姓的生活方式和爱好也日趋雷同。譬如:背包客从欧美蔓延到亚非;一部《黑客帝国》令全球电脑迷同醉虚拟世界;日新月异的麦当娜,更是令全球时尚爱好者耳目常新。张颐武认为,全球化导致文化冲突的余波,正不可抑止蔓延。

www.0805.com ,宋志平:挑战其实很多,如果要总结一下,我觉得有四大挑战:

张颐武将冲突产生归结为4种力量:消费主义、大众文化、虚拟现实和环球公民。他认为,消费主义使世界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社会转变,从而导致崇尚节俭价值观转变;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受到冲击,快餐式文化因此风靡一时;信息技术使虚拟现实走向真实,而真实世界的“惟一性”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威性”遭受挑战;因投资和环游爱好导致环球公民出现,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和当地人,在鸿沟和裂痕显见的世界,从相斥走向多元互融。

第一,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全球化进程中是一股逆流,大家都反对,包括美国很多企业家都公开反对,但是也不可小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个现实。 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挺大的挑战。中国建材在美国、欧洲都有不少的企业,也会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很坚定全球化是主流,是谁也挡不住的。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做工作。比如说,西方对国企有些误会,我们要给他们讲清楚,中国的国企为什么能够满足竞争中性,让国际市场能够接纳我们,这是当务之急。

C 新经济“生死符”与企业家是非论

第二,是气候问题,这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大问题。中国建材的一个主要产品是水泥,水泥是我们缺少不了的,但其二氧化碳排放多,怎么办?我们现在采取了三项大的措施:一是用新能源替代传统的火电,二是用新的技术减少烧煤的量,三是提高标号减少石灰石的用量。通过这些措施,能够减少约40%的二氧化碳排放。

全球化令地球村百姓有了更多共同语言和爱好,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企业方面,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多机遇的同时,更多风险也随之降临。张颐武认为,在全球化的新现实和新环境下,阻断竞争的樊篱已遭拆除,竞争因之加剧:企业生存更加困难,大企业不转型即面临衰亡。

第三,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目前,我们的工厂在进行大规模的智能化改造,速度超出大家的想象。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偏好,我们在做智能化这方面,进展是非常之快的。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智能化会不会带来就业的问题。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乐观的,智能化可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同时也可以改变分工,让劳动力更多地去做服务性的工作。

张颐武发现,进入全球化时代,企业兴亡周期缩短,企业家渴望基业常青的焦虑日重。过去,人们常以“百年老店”来称谓经由量变实现质的飞跃的企业,在全球化的新环境下,福特家族用长达百年才完成的财富积累,微软的盖茨仅用十多年即轻松超越。与福特财富原始积累主要在本土完成相比,微软由于生产外包全球布局,其员工和财富,遍及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地。

第四,是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合理的挑战。80%的财富聚集在1%的人手里,这肯定是不对的。中国建材现在正在进行制度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分配制度,通过员工持股、经营股票计划、科技分红等,让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让劳动者也能够享受财富的分配。

企业不仅生长速率激增,其生命也因产品周期缩短而衰亡风险加大。张颐武认为,正是基于这张通行全球的新经济“生死符”对弱者“见血封喉”,客观上迫使企业将创新确立为核心价值,企业也因此不得不摈弃因循守旧,选择永续创新的成长方式。

我们说华为的成功,其核心是什么?我觉得核心还不仅仅是技术,其核心是两点:一是企业家精神,有任正非;二是机制革命,有“财散人聚”的分配机制。我觉得当今企业都应该研究华为,其凝聚力和创新活力来自哪。

当企业不再能够靠一成不变的产品永续生存的同时,过去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君子之行,也开始在现实中表现出水土不服。当新产品如流星在市场升起和陨落时,人们几乎来不及细品就得面对新的面孔。这种情况下,话语权和注意力,都成为创造财富的生产力。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建材是率先迈出全球化步伐的中央企业,在这么多年的全球化过程当中,中国建材现在的全球化思路与早些年相比,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在此现实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为使企业更受关注抛头露面,纷纷从运筹帷幄的帅帐走入公众视野。尽管他们为此遭受非议,张颐武却认为,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家的明智选择。

宋志平:这个变化很大。第一阶段,我们的全球化其实就是出口创汇、引进技术,这是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第二阶段,我们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拥有了一定的能力。比如在中国建材,我们做了一些成套装备,做EPC等等,在全球尤其在“一带一路”国家,有60%~70%的水泥厂和玻璃厂,是中国建材这一家企业在建设,支持了“一带一路”和全球化的发展。

他认为,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软实力更多体现在文化方面,且具有非强制、非量化、非即时特点。为提升核心竞争力,企业除了依靠技术、市场和管理创新,精修硬实力、大炼内功的同时,企业家同时有义务抛头露面,与政府、传媒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良好互动关系,以树立成熟的社会形象,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和影响力。

现在来讲,又有不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全方位融入,既不是简单的EPC,也不是简单的出口,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投资,而是融入全球化的各种机会,比如技术、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

D 世界看中国“变脸”

在全球化进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整合全球的创新资源,这是我现在思考比较多的。尽管有一些国家,在高科技方面对我们进行限制,但我们创新资源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整合全球创新要素的能力是很重要的,不要把创新要素的来源放在一个篮子里。

全球化时代,世界习惯给各国选择一张生动、富于个性又国际通行的“面孔”,作为时代风向标的美国《时代周刊》选择的中国形象却是影星章子怡。张颐武认为,中国形象,从昔日满面沧桑的大西北老农,渴望读书、令人垂怜的希望工程女孩苏明娟,到年轻自信、执著无畏的影星章子怡,世界看中国的眼光,已从沉重变得轻松,由垂怜变为欣赏。

不管国人是否认同章子怡为“形象大使”,西方人看中国改革开放,却能由章子怡的个人魅力产生共鸣。张颐武认为,章子怡不是一个简单现象,而是一个集合的形象,她的自信、聪明、勤奋和不言放弃,与中国崛起所展现的民族精神一脉相承——中国经济三十年持续增长,外汇储备高居世界榜首;昔日经济羸弱的中国能够赢得“世界工厂”称号,一如平凡女子蝶变为光芒四射的明星,其付出的勤劳、坚韧和创造力,足以让世界折服和惊叹;中国城市地图,每三个月要改版一次才能赶上建设的脚步,这样的活力与成长速度,足以成为青春中国的写真。

E “中国梦”解析与轨迹

崇尚精英文化的中国,全球化时代展现的“中国梦”,在张颐武看来,是一部有别传统的“草根”版本。他以当前被热议的傻根、许三多两个影视人物,对中国梦的内涵及变化轨迹进行解析。

《天下无贼》的傻根,是活在自我世界、对外界危险一无所知的小人物,他艰辛打工挣到6万元,带着梦想踏上回乡之路,去浑然看不到个人财富之外多彩而复杂的世界。许三多出自《士兵突击》,与傻根相似,出身贫寒,坚韧而富于梦想,更为丰富的经历使他领悟到看到个人之外,还有国家和社会,从而完成了中国农民从“自在”到“自为”的蜕变。

张颐武以为,从追求个人物质生活改善,到关注这个社会需要关怀的所有成员,正体现了今日中国发展最为重要的价值转型,从“独善其身”变为关爱社群,世界看到中国在告别贫困的路上,出现了一种在竞争中相互慰勉、前行中互相守望的全新力量;一种重构中国发展和奋斗伦理准则和价值标准的和谐之音。

F “80后”引发新命题

中国文化正在趋向年轻化,新生化正逐步成为文化的象征。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中国孩子因为比较普遍地使用了全球化的育儿产品“尿不湿”,张颐武因此称这一代年轻人为“尿不湿一代”。他认为,“80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成长于中国历史上民间财富积累最丰裕的年代,是中国首批普遍有财产继承的年轻人,同时又接受着中西文化的熏陶,具有多元价值观。

张颐武研究发现,“80后”对传统的“叛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上,表现自我的想像力甚于表现社会的生活;经济上,重视财富的分配甚于重视财富的积累;社会角色上,关注人类普遍问题甚于关注中国特殊问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可能更趋西化,而对国学的痴迷程度却又可能盖过父辈。

张颐武认为,中国“80后”与同时代西方社会年轻人几乎很少有距离:一样喜欢冒险和游历,是星巴克的常客,喜欢爵士或者R&B,不惜为自由和自在频繁跳槽甚至辞职。这些全球化时代形成的年轻一代新的个性化特征,对于“80后”的老板而言,无疑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命题。因为他们是中国能够真正有财富可继承的一代,他们因此更懂得也更有条件合理调剂自己劳动和资本的收益,从而从容游弋于人才市场和资本市场。(记者 李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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