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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我校召开2004年扩馆修史工

来源:http://www.sswank.com 作者:www.0805.com 时间:2019-09-10 18:34

www.0805.com,日前,《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的第二分册,即1905—1949年征求意见稿已经出版,现正分送校领导及有关专家审阅,听取撰写建议、修改意见。

2002年9月下旬,我校中文系博士生李志强、熊海英,新闻学院硕士生刘志祥,在《复旦大学百年纪事》执行主编王增藩带领下,承担起1976年10月至2005年间的纪事编写。他们根据“内容丰富、文句顺畅、篇幅适中、有可读性”的编写方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初稿编写工作。征求意见稿第一分册在今年4月底诞生,并送领导和专家审阅。■满腔激情编写《纪事》3位对复旦还很陌生的研究生,要完成20多年的纪事编写,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必须全面搜集资料,初步整理,然后从中遴选所需的“纪事”,经过字句推敲、体例统一等工序,按时间顺序,将每年的“纪事”整理成册,印出初稿,还要经过多次校正。“为完成任务,有时不得不通宵达旦地忙碌。尤其是冬天,为了不影响室友休息,坐在客厅里摘抄、剪贴,真是手脚冰凉、头晕眼花,不过我们还是觉得值!”他们跨出的每一步,都蕴含着真诚和对复旦沉甸甸的爱。■用“倒计时”把握进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王增藩在安排编写任务时,考虑到研究生还有课业,注意协调好他们的工作,严格把握出书的时间节点。每年的《纪事》字数一般在一万以上,有的甚至是二万多,他要求每人每月编好一年的纪事初稿。同时,编写组在初稿基础上按照每次6本的进度,送副主编、副校长薛明扬审看,并根据他的具体批示进行修正。由于采用“倒计时”的办法,分工合理,进度有了保证。2003年10月,《纪事》初稿完成;今年4月,初稿审定,并将1993—2003共11年结集成《复旦大学百年纪事》征求意见稿第一分册印刷成册。谈及整书的出版计划时,王增藩指出,“我们编写组严格按照‘倒计时’编写《纪事》,整个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征求意见稿第二分册也已成形。整部书稿将费时两年半,五稿修改,争取2005年初交付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保证质量追求一流编写组的师生清楚,编写《纪事》,无论是错别字、句意不通,还是与史实不符等问题,都是不容许的。初稿编写中,由于是翻看历史资料,逐字逐句摘抄,有时会因视觉疲劳而产生错误。1977—78年期间的校史资料奇缺,负责此部分的刘志祥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呆在档案馆,从校长办公室、教务处等部门档案认真摘抄,力求正确、翔实。准备按照时间整理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由于粗心,其中某条内容缺失了月份。他硬是花了一上午到档案馆查证了具体月份。摘抄、剪贴很辛苦,但后期的修改、审定更不轻松。初稿的审定,常是集思广益、数易其稿,不但字句、体例等方面需要反复推敲,还力求每年的纪事都突出闪光点,既增加可读性,又完成对校史的忠实记录。因此,3位研究生除了对“纪事”进行自我校正和相互矫正外,还得做编写的有心人。李志强在审订中看到“日本前外相羽田牧前来我校访问”一条,感到“羽田牧”有问题,于是去日本研究中心求证,证明是“羽田孜”之误。真是“一笔之差,谬以千里。”如此认真负责的态度,自然能够保证质量了。“其实我们不仅把编写《纪事》当作工作,更是作为光荣的使命。复旦有很多历史我们没有也无法参与,但现在有了见证历史的机会,就要真实还原历史。”研究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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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刊讯 3月3日下午,我校在逸夫科技楼召开2004年扩馆修史工作会议,通报截至目前的工作情况,并布置2004年工作。薛明扬副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薛明扬在讲话中重申了扩馆修史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史为师,承前启后;详今略古,贯通百年;抓住重点,凸出亮点;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他感谢学校各基层单位对扩馆修史工作的支持,并就编写工作的进度、质量、文字增削、人员落实、内部资料共享等提出了要求。他勉励大家要认识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本着对先贤、对老师、对学生负责的精神,认真踏实、尽善尽美地做好扩馆修史工作,体现复旦人的荣誉感、成就感、归属感,增强复旦人的凝聚力,并以百年校庆为契机,推进学校各项工作更进一步。校史研究室主任龚向群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我校百年校庆筹备工作5大系列之一——扩馆修史系列的整体情况。该系列包括“两馆四书”6个项目,“两馆”为复旦大学校史陈列馆和原上海医科大学陈列馆,“四书”为《复旦大学百年志》、《复旦大学百年纪事》、《上海医科大学志》和《上海医科大学纪事》。其中,复旦大学校史陈列馆正在筹建中,原上海医科大学陈列馆则是在原有基础上更新完善。接着她具体介绍了复旦大学校史陈列馆的筹建情况,主要涉及了建馆的目的,陈列馆的大体设计格局、准备展出内容和目前的进度及面临的困难。随后,《复旦大学百年纪事》执行主编王增藩通报了过去一年里编写组的工作情况。《复旦大学百年纪事》把一百年分成4大块:解放前44年;解放后17年;“文革”时期10年;粉碎“四人帮”后28年。他们采取了倒计时的办法,每个月拿出6本初稿。先在每个板块搞试点,拿出样稿,送审,然后进行文字规范,以后就按规范编写。截至2003年年底,已完成了初稿的编写任务。接着他们提出编写送审稿的计划,截至目前已送审了4批,24本,现在这些稿子正在等专家审阅。他还提到了编写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每一年的头尾衔接、资料取舍和重心掌握以及资料不够、时间很紧等。最后,《复旦大学百年志》执行主编鄂基瑞回顾了一年来《校志》的编纂工作,总结了取得的第一阶段成果:确立了总体框架,在原基础上增设“院系篇”、“学科建设”、“校办科技产业”、“财务管理”、“校园布局与规划”、“百年复旦纪事”等篇目,共计19编;基本完成初稿的编纂工作;涌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真实生动地表现百年复旦,体现了荣誉感、成就感,具有归属感和亲和力。他同时提出编写工作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严防错漏、院系所文字介绍严重失衡、控制篇幅、审稿、认真核对史实等。校庆办主任方晶刚也在会上就校庆办2003年的工作情况、2004年前半段围绕99周年校庆开展工作、后半段临近百年校庆进行筹备工作等作了发言。

■“一手资料,二手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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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纪事是两代人合作的成果。早在1995年,许有成教授就出版了《复旦大学大事记(1905—1949)》(台北市复旦校友会印行,下简称“许编”),该书耗费了他20余年的精力。而两年前,校史研究室钱益民接受了编写该时期《纪事》的任务,此卷《纪事》就是在“许编”的基础上增益而成的。相比第一分册(1993—2003年)的编写,本卷纪事首先在资料收集方面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1905—1949年间,学校迭经战乱,历经了5、6次迁徙,档案散失比较严重。为了收集到尽可能丰富的资料,钱益民花费了大量心血,力求做到“一手资料,二手考证”。由于1938年以前的原始档案基本没有了,因此只能从民国的其他出版物,如《申报》、《新闻报》、《时报》、《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杂志》等中寻找相关内容和线索。《申报》中专门的教育新闻,成了搜索的主要对象。抗战以后,学校虽有了原始档案,但还有很多史实无法考证。为了保证编写质量,编者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采用精雕细刻的方式遴选所需纪事。在文风上,追求文白相生,使纪事具有历史感。在内容编写上,每一条纪事的编成,都是经过很多次的筛选和语句转换过程,任何一条纪事都有丰富的历史故事、线索和细节。例如,抗战时期,很多学生都是转学而来的,而每转来一批学生,学校都保存一张转学证明,编者在编制1943年1—10月的借读生人数时,就必须花费好几天的时间,一张张地统计总人数。有时偶尔从某种出版物中发现了线索,就要“顺藤摸瓜”再去挖掘具体的内容。1943年英国皇家科学会会员李约瑟来复旦演讲,对复旦生物系的学术水平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这一内容就是编者从一张纸中发现线索,然后通过郑师章教授在国外的学生从《Nature》152卷中复印了论文原文而来的。这不仅为纪事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又为校史馆提供了非常精彩的文献,所谓一举两得,功在复旦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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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现内涵,沟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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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多样的,选择怎样的材料及角度作为纪事的内容就成为关键。在整个编写过程中,钱益民始终坚持一条编写原则,那就是根据高等学校的办学任务来编写。他认为,大学的发展,必然有其深刻的精神内涵作为支撑。1949年以前的复旦是很有特色的,它经过早期近50年的发展,从最初模仿耶鲁设立文理2院的私立学院发展成为拥有5院的综合性大学,期间又涌现出一批大师和杰出校长,并从20年代就开始了大学精神的讨论,其中必然蕴含了复旦的传统和深层的理念。因此,他希望通过纪事,有意为那些想了解复旦的人展现出复旦发展的传统内涵和大学理念,同时也是对“复旦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才发展起来”说法的澄清。“我们希望这本纪事能够提供复旦建国前发展的大致轮廓,并为以后校史编写留下第一手资料。我们在编写时是诚惶诚恐的,不知道能否比较完整地反映复旦以前的历史,能否反映出那段时间老复旦人筚路蓝缕的艰辛?就此而言,这本纪事还需要大家提出批评意见。”钱益民如是说。

3月19日,对以鄂基瑞、王增藩、刁承湘、萧辅玢为首的“四书”编撰委员会成员而言,是极具重大意义的一天。那天早上,由他们呕心沥血几年而成的“结晶”将会接受与会专家的终审,通过后就将交付印刷,出版问世。在终审前的一个温暖下午,记者翻开写着“终审稿”字样、略带墨香的志、纪,听鄂、王、刁、萧4位负责人讲着“四书”编撰之中的点滴故事。鄂基瑞:复旦的百年历史,让我再次感动自2002年暑假参加《复旦大学百年志》的编撰工作开始,鄂基瑞教授的生活便有了极大的改变,自那天起,他就没有了周末、假期甚至春节,这本“百年志”牢牢牵住了他的全副身心。“复旦的百年真是一部让人振奋、让人感动的历史。”能够在修“志”的过程中,再次重温、了解复旦的百年沧桑、百岁历程,并以“志”的形式记载历史,将精神和传统、自豪与感动传承于后人,鄂教授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是重大。复旦自清末创立,历经起落,终铸辉煌,她的发展史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为她修志,除了要“全”,要“实”之外,还要具有鲜明的复旦特色,对此,作为学者的鄂教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除了一般‘志’的共性外,它还需要涵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凸显广博的科学人文精神、体现复旦的学术含金量。”鄂教授说,“遵循‘以史为师、承前启后、详今略古、贯通百年、抓住重点、突出亮点、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几大方针,修集复旦历史、精神、传统于一身的‘志’。”查资料、打电话等前期工作自不赘言,单是后期的编辑加工都足以让鄂教授他们废寝忘食、披衣夜战,“交上来的稿子少则修改5、6次,多的达到10多次。”精益求精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的稿子经过了30多位历届、现任校领导的亲自审阅;不少篇幅是由名家亲自操刀撰写,真可谓是‘言辞雕琢、笔调流畅’,推敲下,韵味深远,通读后,酣畅淋漓。”在校领导的重视及刘文龙、方家驹、郑师章等教授的倾力相助下,《百年志》很快完成。“复旦是中国唯一一所百年未改校名的大学,她的精神、她的辉煌、她如群星般璀璨的大师学者都让我们引以为豪,她的校史值得每一位复旦人研读、思考。”编“志”过后的鄂教授不无感慨地说。王增藩:用“倒计时”的方式编写“纪事”早上五点起床,深夜十一、二点入眠,在编写《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的2年期间,王增藩教授的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雷打不动地持续着。百年漫漫历程、资料浩如烟海,为了确保进度,如期拿出稿件,王教授带着我校3位研究生,制定了“倒计时表”,以年为期限,定出每月进度,然后细化至每天的工作量,并予以严格执行。说易行难,700多天,王教授就这样在家和学校两点一线中度过,为了抢时间,没有休息、没有玩乐,连应酬交际、做客吃饭也能推就推,2003年10月,1976年以后的《纪事》初稿按时完成;又经过一年多时间,他们四处征询意见,不断添加修改,完成纪事2稿、3稿,直至五易其稿,而1976年以前的《纪事》也在王教授及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按时完成。从初稿到一次次的修订稿,再到终审稿,每一册、每一本都是王教授的至宝,那里面凝聚着“百年纪事”编写组的汗水,见证着《纪事》诞生的艰辛历程。“什么是复旦精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王教授说,“在我看来就是‘实干’,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情。”编撰纪事的2年多时间中,王教授秉承着“实干”两字,收集资料、编写、审定、修改,每一个环节,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全然不顾自己患有高血压,需要每天吃大把药片的身体。在他和组员看来,“为百年校庆编写史志是一件光荣的使命,一生也只经历这一回,苦和累算不了什么。”,而《纪事》的出版问世是他们不辞辛劳工作的最好“回报”。刁承湘:他们的帮助激励我们去拼命做好它提起这1年多来的修志经历,刁老师直呼是“一生中最艰难的事”,“要知道‘志’是要流传后世的,哪一段写得不正确,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而写‘志’又是自己一点也不熟悉的领域。”上医大没有修过‘志’,因此所有编写人员的工作就要从查资料这一初级阶段开始,于是档案馆、图书馆成为他们常去之处,旧报纸、旧资料只要和上医有关的都是他们眼中之宝,为核实史实翻几千卷卷宗、为“一字之差”打十几个电话,这样的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多得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楚。这是一个需要群策群力、众人齐心才能办好的文化系统“工程”,自己的艰辛微不足道,而领导、众人的关怀及帮助却让刁老师常记心头。在刁老师看来,为未合并前的上医修志是极为必要的,“缺少这一部分,复旦大学志就将是不完整的历史。”而这正源于学校领导的正确决策,正是在他们的明确指导、大力支持下,上医部分的修志工作才能顺利开展。刁老师还清楚地记得70多岁的老党委书记为修志放弃了出国探亲的机会;90多岁的老专家拼出上医大年表,还经常跑到办公室出点子、问进度;80多岁的老人亲自执笔,撰写上医大子弟小学的办学过程;还有的成员为了专心投入到修志工作,不惜放弃其他单位的返聘机会,因为这是“自己的事”,他们“有责任做好它”;还有很多现职干部也为“志”的编写付出了大量心血……她永远也忘不了,在撰写期间,退休干部卜凤占突然去世留下未完成的稿子,她伤心之余不免着急,此时,卜凤占的老伴对她说:“刁老师,你放心,她没完成的我会帮她写完。”一句朴素的承诺让刁教授深为感动,她暗下决心“拼命也要写好它”。“工作靠的是大家,而我只是一颗螺丝钉。”刁老师说,“我很感激所有为我们的工作不辞辛劳、无私服务的人。最担忧的还是,因为时间太紧,内容繁多,我们又没有经验,影响上医大志的质量。”萧辅玢:尽最大努力去完成编写任务“我们编写组的同志是把编写《上海医科大学纪事》作为学校交给的一项有意义的任务去做的。7位编写组成员,5位是退而未休的老人,2位是在岗的负责干部,工作已经很繁忙了,要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从收集、考订资料开始,编出这么一本书来,困难可想而知。但是,为了完成校党委、校行政交给的任务,大家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奋力前行。现在,总算把书稿赶出来送审了。我想,无论如何,我们这一年多的工作是有了个结果。为学校出点力、为中国医学教育史的研究积累一些资料,辛苦一点也值得。我们的书稿现在之所以能拿出来,还要归功于学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同志的关心与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没有枫林校区管委会办公室的协调,没有原上医档案馆提供的条件,没有为书籍的电脑输入、复印,以及同各方面的联络、沟通而工作的诸多老师的帮助,这部书稿是不可能在现在拿出来的。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另外,我还要感谢原上医的几位老领导、老校友,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这本书,现在还只是一部送审稿,离出版还有一定距离。要在短时间内把它修改好,有相当的难度,要花很大力气。在这里,时间与质量是一对矛盾。我想,我们编写组的几位老师,将会一如既往,继续前行,尽最大的努力,把这项任务完成得好一些。”

■ 同心协力,日臻成熟

本卷纪事的出版,也融入了编写组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在后期修改和审定期间,许有成、王增藩、徐培汀教授通读全卷,杨家润副教授审阅部分内容,均提出了不少修正意见。为了更好地编写本卷纪事,编写组特地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副校长薛明扬与几位专家认真审阅讨论样稿,规范要求和体例。会上,大家以1943—1945年纪事作为样稿,进行“三堂会审”。由钱益民逐条领读,解释编写背景和依据,并提供编写说明,如同论文答辩;而许有成教授则反复校对,修改错别字、标点符号和句子。此外,研究生姜鹏自始至终协助编者查阅资料,并通读全卷,润色文字。研究生丁雁南、阎盛国等也帮助查阅或核对了部分条目。大家认为现在的征求意见稿比前几稿好得多。执行主编王增藩教授组织纪事编写组的五、六位研究生,为本卷的印刷、校对、出版工作尽心尽力。复旦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吴仁杰编审,修饰文字,使本卷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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