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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讲坛,我校举办

来源:http://www.sswank.com 作者:www.0805.com 时间:2019-11-09 15:57

12月19日晚,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梁振华教授在湖南大学复邻舍报告厅作了题为;当代影视文化前沿问题分析的讲座。梁振华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写作中心副主任,著名编剧,曾出版《中国当代影视文学导论》《幻影流年——新媒体时代电影文化述评》《中国影像志》等学术著作并有影视代表作《春天里》《神犬小七》《冰与火的青春》等。www.0805.com 1梁教授以自己多年来亲临文学课堂与影视现场的教学和创作经验,对文学与影视的关系进行分析,并用犀利睿思的语言阐释了;文学的影像化改编历程、;当代文化趣味的历史转型;影视改编的IP热潮等问题,对当代影视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讲座中,梁振华教授介绍了媒介发展的历史变迁,即;口传文化时代—印刷文化时代—电子文化时代—新媒体文化时代,并分别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解读。口传文化时代需要人亲身参与,即;在场,具有;仪式化特点;印刷文化时代,就是印刷术产生后的时代,具有冷媒介与高参与度的特点;电子文化时代则相反,是用;热媒介来传播信息——传递的信息比较清晰明确,接受者不需要动员更多的感官和联想活动就能够理解;而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媒体文化时代,具有即时性、开放性、文化民主的特点。www.0805.com 2梁振华教授从文本层面和主体层面探讨了文化与影视的关系。从文本层面看,文学与影视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改编、文本之间相互渗透、话语权的位移。在这里,他举了张爱玲的例子,;她把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变成文学的一种修辞。关于话语权的位移,他指出:影像意义开始挑战文学意义,如第五代的作品虽然表面上都是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但恰恰却是对文学背叛的最严重的。第五代电影的开山之作,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改编自郭小川的同名长诗,;他们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文学是灵感的一个起点,跳板。而从主体层面,即作家如何看待影视来说,其本身的主观感受是微妙的,对影视主要有三种态度:剧烈地抵制、排斥;全面迎合;从文学转笔征服影视。针对;当代文化趣味的历史转型,梁振华教授提出了;轻趣味时代崛起的观点。轻叙事的美学风潮在当今社会盛行,那么;轻从何而来?他指出三点原因:消费文化的盛行、浅阅读的方式、网络文化的暂时价值。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还是有守住文化基底的作品的,如《人民的名义》《白鹿原》。讲座最后,梁振华教授向同学们推荐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爱德华·茂莱的《电影化的想象》、姜伟的《潜伏创事纪》、罗伯特·麦基的《故事》以及梁振华教授自己创作的《中国当代影视文学导论》等书目。梁振华教授的讲座旁征博引,贯通中西,风趣幽默,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责任编辑:郑舒文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一切社会生活都经由传媒,新媒体已经深刻地介入到我们的当下生活。不同媒介所传播的不仅是它的内容,更有媒介自身的时空偏向。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会带来思维、文明方式的巨大改变,带来我们生活习惯、身体机能和整个社会组织形态的改变。新媒体的变革背后同样隐藏着巨大的负面,其文化本质还需要有一个重新凝聚的过程。 雷启立 湖北罗田人,文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热风学术》丛刊执行主编。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任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学者,南洋理工大学访问教授。近年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编辑出版与文学研究、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研究,主持国家和上海市哲学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等多项研究项目。 主要著作有《传媒的幻象当代生活与媒体文化分析》《在呈现中建构传媒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苦境故事周作人传》等。 新媒体深刻地介入了我们的当下生活 19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介迅速发展,深刻地介入、笼罩着我们的当下生活。早晨起来,网上溜一圈,当日送来的报纸就都是旧闻;微博一打开,所有你要关心的人和事便了然于胸,你愿意告诉别人的也就都对它说了;好不容易坐定,你要下意识地摸一下手机带没带,看看有没有什么未接电话或者遗漏信息;微博上传了,会时不时刷屏,看有没有人点击、转发;很想坐下来定心看书、写作,却还要像患了强迫症一般,时不时去查一下电邮这些情绪和身体感觉上的不舒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吗?有没有克服的可能?走在街头,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电子光屏,远远近近各种资讯,混合着声光化电的广告,向你袭来LIGHT,HEAT,POWER!那些当年叫茅盾猛一惊的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了。还有,我们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资讯,爆出各种官司和花边,造谣辟谣,真真假假忙得不得了。定睛一看,负面消息总是比正面的多。世界是这样的吗?久而久之,人们会说,都是新媒体给闹的。你想逃避却还挣脱不了。 新媒体时代,我们可以从网上下载材料、阅读书刊,那么传统书刊出版、报纸有未来吗?长久以来,人们对新媒体所带来的技术奇观啧啧称奇,却没能认真思考人文景观和社会文化的变化。这是怎样的媒介生态?媒介如此运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经济逻辑?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还有可能回到传统交往的时代吗?如何解读新媒介的传播特征及其文化特质? 类似的,新媒体带来的问题和它的新特点一样多,但这些新是不是就是前无古人,带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了呢?这样的变化与当今社会转型有怎样的关联?今天,我们从传播媒介偏向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解析。 不同的媒介方式有不同的时空偏向 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不妨拉开一个比较长时段的历史来观察。传播史告诉我们,新媒体之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新的媒体,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文化政治。文字的书写对于结绳记事是新的,雕版印刷相对于竹简刻写是新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较于手抄和雕版印刷是新的。所以,新这个东西并不值得我们手忙脚乱。 16世纪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广泛运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刷资本主义逐次展开,让手抄书走进博物馆。手写的艺术让位于印刷的速度。17世纪初叶,最早的期刊诞生于荷兰和德国,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期刊大概相当于新媒体。很快,在1759年,萨缪尔约翰逊博士对当时蓬勃发展的期刊提出了强烈批评:报刊杂志与日俱增,知识却毫无增长。晨报的故事在晚报重复出现,晚报的内容又被次日的晨报抄录一遍。这情形真是与今天的状况相若。内容的增长不及传播生产技术的发展快。然而,随后,传播技术所具有的社会思想动能迅速发挥出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出版自由理念被载入《人权宣言》,法国迅速涌出300多家报纸。印刷刊物和图书具有高度概括和综合性的特点,塑造了启蒙运动最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晚清中国,由于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整个社会印刷能力得以大规模提升。1900年到1910年的十年间,大量报刊、书籍出版。并非自《新青年》始,《安徽俗话报》《中国白话报》等白话报刊的出版、阅报栏的开设,陈独秀、胡适等人早就借助于白话报打造平等、民本的观念。这些白话报刊业造就了中国下层社会对于新文化的认知空间和社会基础,从而形成了中国20世纪早期传播方式和文化形态之间的关联。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中西文化交汇,形而上的价值以及道德、民本、自由等观念,造就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文化价值结构。质言之,纸质书报刊文化是启蒙主义时代的产物,也借助于启蒙主义和理性精神宰制着20世纪的文化生产。 影像和声音的传播相对于文字的传播是新的,电视相对于电影是新的。20世纪前期,传媒的发展以影像、声音的多样化为标志,动态的影像、流动的声音出现,媒介的娱乐化、商业性功能显现,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图书、文字所营造的世界奇观。20世纪后半期,电视以广播和电影继承者的姿态出现,在多种制作技术的支持下,收视率比节目内容重要,浏览取代凝视,瞬间观感代替深入思考,眼睛和耳朵的功能得以发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感觉到的革命性变化,不仅来自于内容本身,我们的不满、不适,不仅是由于知识却毫无增长,更是来自于媒介本身的特质,它意味着一个不同于此前的文化取向和价值选择。用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的理论来说,不同传播媒介的介质本身是有偏向的,一种新媒介意味着一个新文明的诞生。传播的偏向重构了事物的时空关系。根据伊尼斯的考察,相对厚重的介质不容易生产、相对耐久、不便于运输,也不易被破坏,传播的空间就会受到局限,但时间上会流传得比较久远。与此相对应,相对轻便的介质比较易于生产、便于运输,传播起来简便、迅速,也容易受损,保留时间就会短暂、传播空间就比较广,但信息的重要性会受到质疑。比如,同样一件事物,用文字记载和勒石以为记,两者所体现的价值和想表达的意义显然不一样。媒介是人的延伸,一种文化和文明的传播总是在时间、空间之间作取舍。 新媒体带来社会组织方式和文化特质的变革 从表象上看,新媒体首先体现为传递速度快。无论多大的文件,转化为数据包,通过信息高速公路,无论天南海北,只要数据通讯所及,都能瞬间传递。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只要有需要,这个速度还在加快。 第二,新媒体自身的形态、功能变化也很快,是一个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这个创新形态就是你爱什么、它是什么。它非常体贴你、很人性化:固定电脑太大,有笔记本;笔记本太重,有上网本;上网本功能太单一,有平板电脑。 新媒体的第三个表象是它的互动性。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泾渭分明,是单向传递,但多媒体时代的特点是互动。新媒体的互动完全超越了一个不同于传播信息内容的互动意义。论坛上的帖子没人顶、微博没人转,就和没发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博客皇后、微博女王的出现,不是由于她宣示了什么,而是因为有很多人跟帖。意义不来自于赞叹或者反对,而是来自于跟从。意义发送者的影响力来自其背后的人群、其受众。 这就带来新媒体的第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为要大量的跟从者,所以参与进入的门槛降低。只要接受网站运作的基本条款,任何人都可以注册成为用户,发布信息和主张。印刷时代文章写作者发表的意义消解,作者为轴心的时代终结,网上平民时代来临,主次尊卑秩序彻底改变。出位、话题性、对感官的刺激,成为吸引更多人传播的主要元素。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想像,在关注者比写作者更重要这一秩序确立以后,大批的写作者依靠写作谋生、出版拿稿费的时代或许就将结束。 当我们打开视野,从理论和历史形态上看到这样的变化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新媒体的文化特点以及它与今天的经济运作方式、社会组织变化之间的关系。 新媒体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经济运作模式。新媒体的出现重新激活和光大了长尾销售理论。我们会注意到,今天最广泛的经济模式不是一单赚很大,而是每单很小,但非常多单。显然,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同以媒介所影响的人群之多之广为基础相关。它强调的是量而不是质。因此,新媒体的微支付和微经济特征不是传统意义上薄利多销的简单运用,而是依靠扁平、广泛的群体,多次反复销售来达成的。在不断扩大的市场和消费逻辑支持下,不断生产简单易耗的消费品,通过巨量的微经济和微支付来累积。淘宝商城、移动通信、团购网等涉及庞大用户经济体的盈利逻辑就在于此。 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社会的文化政治运作。社会政治领域的变化,尊卑主次的位置变化,经济运作的方式变化无数无名的沉默的大多数有用了。媒介是人的延伸,口头传播衍生出来的短信、微博传播,形成较大的社会力量。每个人转一下,就可能像滚雪球一样,凝聚起强大的舆论力量。借助于这种聚合效应,新媒体彰显了散落、碎片的人际传播力量。社会动能也因此而激发,形成整个社会力量的主要一极。中国新媒体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门户网站开始就已经深刻卷入到中国社会政治变革过程中,从2000年初期的BBS论坛、2008年的博客,到2009至2010年开始的微博,不仅冲击传统媒体,也在倒逼中国社会管理的改革。目前中国许多信息先在新媒体出现,传统媒体跟进、放大及加强,然后构成社会舆论,最后影响社会管理。新媒体同样因此成为政府沟通民情、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渠道。近二十年来,孙志刚事件、周久耕事件、李刚事件、李天一事件、江西宜黄暴力拆迁事件,直到最近发生的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等,成为标志性的社会事件,都是新媒体和社会文化政治变革的合力结果。 媒介偏向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负面 新媒体展现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其动能来自于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或者说,新媒体所带来的文化特质以消解主流为特质。对传统主流价值的消解,谁在上、谁占主流,谁就是对立面,就向谁开火。其中蕴藏着非常二元对立的思维。比如微博,就140字,当然讲不清道理。消解、嘲讽,都是它的手段。新媒体主要特点是自媒体,也就是缺少编辑加工,从好的角度说是原生态,但与此同时,它粗俗,信息和知识的质量低。新媒体点对点的传播,取消了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换句话来说,是它取消了问题,直接追求结果,这种从点到点、直奔目的的知识形态结果就是知识的碎片化;新媒体的快速而与当下连接的信息鲜活,这在缺乏大的文化积淀和思想逻辑的背景下,容易产生情绪化。碎片化和情绪化并无逻辑性,再加上进入的门槛低,信息保留的时间短,产生的影响转瞬即逝,其意义和价值自然会受到损害。缺乏长远考量,形成一种只为眼前和当下着想的习惯,受到道德、规范约束的机会小,恶的、个人性的习性滋长并抱团,也容易形成当今社会文化向低端游走的倾向。 不仅如此,在不同媒介的传播过程中,人体器官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也会不一样。在口语传播时代,听和说的能力比较重要些,耳朵、嘴巴的机能得以发挥。比如说,希腊文明的荷马史诗或古老的部落文化,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于是文明得以传递。到了印刷媒体特别是图文、影视文化的时代,看的功能更能得到发挥,聋哑者行走在现代社会比较少有障碍,而盲人却举步维艰,眼睛比耳朵和嘴巴重要了。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影像传播业重新塑造了人体机能的不同重要性。这就非常有意思了,由于媒介的偏向,不仅带来了文化的偏向,人身体不同器官的机能也发生了偏向。根据骨灰级新媒体使用者复旦大学严锋教授的研究,新媒体正在改变我们的大脑认知和记忆结构。他认为,新媒体阅读已非传统阅读,而更像是一种扫描与搜索。人们读的不再是文本,而是一个个关键词。扁平、单面,在声气相投的同类中寻找呼应,文化和思想同质性高,难以容纳和理解异类思维,这就造成新媒体时代知识和思想生产的麦当劳化。新媒体时代,人们习惯通过电脑提示处理多个工作。大脑的工作方式不是线性的单任务状态,而是分布式的多任务状态。但人脑和电脑一样,计算能力都是有限的,多任务计算对机器的结果是死机,对人可能就是认知麻木、强制刷屏及拖延症。人们处理多项工作因此而缺乏效率。虽然基因、遗传的变化还有很漫长的过程,但从日常生活的经验看,新媒体对我们当下的习惯的改变还是明显而强烈的。 每个巨大力量的背后都有巨大的负面。新媒体是一个传播空间广、速度快,但信息质量低、留存时间短的媒体。新媒体强大的技术能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但更能带给我们娱乐、消磨我们的时间、改变我们既有的思维习惯和生活趣味,它同样可能被过度滥用。也就是在新媒体所带来的自由、娱乐之下,我们看到人们日复一日地浮躁、无根,我们讨论社会生活说到幸福指数的时候,还是那些传统的旧时代的东西好玩、值得留恋。这与我们当下的文化状况,与我们易逝的媒体文化是不是有关系?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差别,它同样是一个时空的变化。以微博为代表,将一切碎小的东西通过传播、寻找同类,集聚成庞大的群体力量,要求快而广。如果说,印刷媒体生产和倡导了一个以理性为主导的启蒙精神和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文化,那么,以互联网、数字媒体为主导的新媒体生产了更为多样的、碎片化的、变化多端的文化,比较两者,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传统媒体的文化特质是称重量的,新媒体就是数个数、算数量的。 不同媒介所传播的不仅是它的内容,更有媒介自身的偏向。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会带来思维、文明方式的巨大改变,甚至是由此带来我们身体机能和社会组织形态的改变。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本质还需要有一个重新凝聚的过程。

新闻中心讯 近日,我校外文学院主办了“文本与视觉的互动——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应用”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台湾长庚大学等40余所高等院校的近50名专家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学术会议。此次研讨会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国内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当代的社会和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发展,为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进入视觉时代后,文学(特别是经典文学)是否能以及如何能与当代大众文化传媒共存互动,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指南中,也在“外国文学研究”项下新增了“近现代外国文学载体的转换与社会文化功能”及“艺术图像与文字文本:外国文学叙事与传播方式研究”两个项目,说明这一课题已正式得到了国内学术界比较广泛的认可和重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文学院抓住这一契机,邀请两岸三地对此课题有兴趣并有一定研究成果及教学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前来聚会、交流、探讨。在4月25日的研讨会开幕式上,我校文科科研处杨志刚教授、外文学院院长黄勇民教授、北京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程朝翔教授等先后致辞,积极评价了复旦大学主办这次会议的意义。在当天的大会发言中,中国传媒大学的吴辉、复旦大学的张琼以及台湾长庚大学的郑惠芳分别作了题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从文本到影像:多重的改编、多元的解读》、《从述说文本的时代到文本述说的时代——论改编研究的跨学科研究视野》和《Text, Theater and Movie: Teaching Shakespeare in a Taiwanese Classroom》的报告。会议的专题讨论围绕着三个层面的探索,一是理论研究——电影改编英美文学作品的意义、可能、改编的“限度”与“合法性”,二是个案研究——作为视觉艺术及大众娱乐的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研究,三是教学研究——电影与英美文学作品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互动。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多层次多角度地围绕主题讲述了现代社会这个大环境下,电影与经典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北京大学的程朝翔教授和复旦大学的张冲教授分别作的《<哈姆雷特>内外的意象》和《改编学与改编研究:语境•理论•应用》的发言。程朝翔教授通过分析几部经典的《哈姆雷特》电影对戏剧关键意象的处理,指出作为经典作品,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具体意象可以随历史、文化、技术、社会语境的变化而不同,但其基本信息和根本思想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昭示作用。张冲教授则从当代的视觉化趋势及其社会和文化语境入手,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近两三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改编研究(adaptation studies),建议使用“改编学”(adaptology)这一术语,并提出了广义改编学与狭义改编学的概念,并分析了改编学对文学研究、特别是视觉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的意义,提出了这一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及其教学意义。这种提纲挈领性的阐述一阵见血地归纳了本次大会的主题,并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与国际研究接轨,在新的研究领域上起到了先锋性的作用。与会专家学者建议使这样的学术活动经常化,以推进国内改编学研究的进展。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一大特色是其跨专业跨学科,与会专家学者不仅来自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还有戏剧和传媒等领域的学者参加,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电影改编文学作品这一现象和成果发表了看法,使得本次会议具有了延展性、多样性、开拓性、创新性。两种学科的交叉和互动,引发了思想观念的碰撞,开阔了文化视野,拓宽了思想范围,加深了讨论深度,使得学术研究不再局限于一个学科,展示了这一新的跨学科领域富有生命力的发展前景。

欧美儿童文学界关于新媒介现象的探讨与同时代的童年研究成果密切相关,尤其与新媒介对于儿童阅读的影响研究有着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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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0805.com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儿童文学界就开始了关于新媒介与儿童文学关系的集中探讨。德国最重要的儿童文学杂志《儿童文学与媒介》也对这一话题予以关注。但那时的探讨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当下现象的一种即时回应,其学术研究的意味并不浓厚。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媒介技术和媒介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但电视、电影等大众视像媒介日益壮大,包括手机、互联网在内的新兴媒介也迅速普及。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针对童年与新媒介关系展开的研究,论题开放,论述也更为深入。2000年,英国学者大卫·帕金翰出版了《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介时代成长的儿童》一书,书中对于儿童与新媒介之间可能的积极关系的呈现和想像,与20年前尼尔·波兹曼对于“童年的消逝”的消极评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逐渐累积的乐观,对同时代的童年研究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它也自然波及到儿童文学的研究领域。面对无可挽回的视像和电子信息时代的潮流,儿童文学研究者开始更多地思考新媒介带来的契机,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儿童自己的选择、判断和运用能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欧美学界对于电视等新媒介在童年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怀着不信任的态度,并担心平面化的视像媒介会把孩子们带离文学阅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图书界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打量着电视。许多人认为,电视是对于读写和文学的真正威胁,看电视的儿童将不再读书。有研究者认为,与口头和书面的文学故事相比,以电视为代表的视像媒介所呈现的故事往往是在营利目的的驱使下匆促制作而成的,它们仅仅借助刺激性的画面、低俗的搞笑等来吸引观众。美国当代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也对文学文本和媒介文本作出过明确的区分。他在发表于1980年美国《儿童文学》杂志上的《孩子,孩子!》一文中说,“我们得区分清楚通过阅读所展开的向着想像力讲述的文本和通过电视所上演的文本。尽管电视也尝试改进自身以适应儿童,但它仍然是一种‘媒介’;也就是说,它是站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个中介;它导致了想像的消极……文本既然已经被电影制作者所想像完成,便不再能像阅读时那样激起观者的丰富想像。事实上,观者通常不得不约束自己的想像以求‘跟上画面’”。

这种单一的批评现象自80年代初开始得到一定的改变。1981年的美国儿童文学学会会刊《儿童文学》杂志组织了一个名为“儿童文学与媒介”的专栏,其中所收录的四篇论文分别围绕儿童文学与电影、电视媒介的关系以及电影、电视对于想像力发展的影响展开了探讨。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当时的美国儿童文学界也认识到了新媒介对儿童文学产生的负面影响,但研究者们仍然试图从积极的立场上解读乃至扭转这种关系。这种夹带着无奈感的策略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发表于该专栏的《电视和阅读对于想像力的发展》一文中。该文作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阅读较之电视更有益于儿童想像力的发展,但他们在总结中却指出,“我们无法取消电视。相反地,我们必须开始寻找如何将电视对于儿童的强大吸引力取用过来,并将它用作更有成效的教育手段的途径。通过有效的利用,电视能够激发而不是僵化成长中的孩子的想像力。”至于如何实现这一“有效的利用”,文章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建议。在1982年的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上,由儿童文学学者佩里·诺德曼组织了“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专栏,其中一半左右论文探讨的仍然是儿童文学与新媒介的问题,包括儿童电影、电视、芝麻街节目研究等。同年,该刊第三期上再次发表了由10篇文章组成的“声像艺术与儿童文学”专栏,探讨视像媒介对儿童文学作品的改编行为。总体上看,这三组专栏文章尽管富于当下文化气息,其学术性却并不很强,话题探讨也较为浅层。

80年代初,欧美学界就新媒介对儿童文学的积极意义所展开的讨论大多围绕着两个话题。一是通过视像媒介呈现给儿童的“文学故事”仍然可能实现原印刷文本的文学质量;不少儿童视像媒介的制作人都在努力证明这一点。二是通过大众化的视像媒介,可以扩大和促进儿童文学作品的传播。看得出,在早期有关新媒介与儿童文学关系的讨论中,还隐含着纸质印刷媒介优于视像媒介的保守观念。进入90年代,这种观念进一步发生改变。1992年,佩里·诺德曼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第一版中,以一小节内容就视像媒介作为与文字媒介并行的一种文本依托,对儿童的文本阅读能力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展开了阐述。他继而指出,当我们的孩子掌握了视像文本的阅读策略时,就能很好地应对其负面影响。在这里,新媒介文本的阅读价值被提到了与文学文本同等的位置上。1997年1月,英国的《讯号:童书研究》杂志在其“佩德里克·哈迪讲座”专栏上,发表了曾在BBC广播电台任职的儿童电视制作者安娜·赫姆的演讲,这位女士以亲身经历,就儿童与影像媒介的良性关系表达了自己的乐观看法。针对继视像媒介之后快速兴起的电子媒介,1999年,美国主要的儿童文学学术杂志之一《狮子与独角兽》也发表了一篇谈论如何利用电子媒介促进儿童文学阅读的专业论文。显然,上述两篇文章均以新媒介对儿童文学传播的积极意义作为基本的论调。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儿童文学与媒介的结合实践就已经开始了。在那个时代,这种结合主要是影视媒介有意识地发掘和利用儿童文学资源。以沃特·迪斯尼为代表的一批动画电影制作者为这种资源借取和媒介转换树立了一种典范。从1937年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的放映开始,迪斯尼动画一直走在儿童文学经典的改编道路上,以至于今天只要提起知名的经典童话,人们都会想到迪斯尼的名字。尽管迪斯尼电影的意识形态内容一直是评论界批判的对象,但它在商业和动画艺术方面所取得的双重成功,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同时,它们也使对应的童话文本得以在新媒介环境下更长久地流传下来。在今天的文化产业语境下,这一实践不但变得日益成熟和老练,也在愈来愈引起研究界的关注。不少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依据儿童文学文本改编的视像文本,从文学的、技术的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探讨两种文本之间的承接与断裂、融合与对抗的关系。欧美主要的几份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也把与儿童文学有关的新媒介文本的研究纳入到主要的研究对象范畴中,并取得了许多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欧美儿童文学界对于新媒介环境下儿童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文学如何进入以视像媒介为主的新媒介、如何在新媒介环境中得到传播和接受,以及因儿童文学而生的新媒介文本研究的话题上。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中较有分量的部分,仍然是针对视像媒介的研究。对于当前日益兴盛中的电子信息媒介的发言,似乎还需要一段观望、思考和话语酝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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